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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法治思想与当前法治建设的探析

2015-03-26 11:06:39 来源: 技术中心

 

谢觉哉法治思想与当前法治建设的探析
 
[摘 要]
谢觉哉是“延安五老”之一,曾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他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法治思想,为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建立做出了卓著的贡献。这些思想的精华对当前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本文旨在从谢觉哉的法治思想出发,提出对当前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如何借鉴、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 谢觉哉     法治思想    
 
谢觉哉同志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在各个不同时期,他都参与起草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建国后,基于谢觉哉长期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他参与起草了各类重要的法律文件,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谢觉哉提出过一系列的重要法治思想,为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建立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其法治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民主宪政、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人民调解等各方面,这些思想精髓不仅在当时的法治建设和人民司法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完善与发展,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一、谢觉哉的法治思想精髓
谢觉哉的法治思想有很多,其在江西瑞金期间,他参与起草了《选举法》、《土地法》、《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延安时期,他又参与起草了《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法》等法规,创造了一整套新的法规和审判形式,制定了适合边区实际的司法条例,是陕甘宁边区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导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又带头起草了《新民主主义宪法》、《民法》等法律草案,为新中国成立做了大量立法准备工作。建国后,他又参与起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等各类重要法律文件。现前来看,其法治思想的精髓主要由以下几方面:
(一)、司法独立。谢觉哉是最早提倡司法独立的早期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早在1945年初,谢觉哉就提出司法独立这一概念:“司法独立内容是:法律独立,不受别的力量干涉。这种独立,我们还非常不够,还只仅仅有点倾向,应该扶助这种倾向使从速做到真正独立而不是批评它。”[1]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司法独立原则。谢觉哉负责起草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明确规定了司法独立原则:“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1949年1月,谢觉哉《在司法训练班的讲话》指出:“司法独立问题,前已说过,我们现行的司法制度,不是形式上的独立,而是审判只服从法律的独立。行政机关对司法,只是帮助而没有干涉,帮助他判案,而不是干涉他判案。”[2]在全国胜利前夕,谢觉哉司法独立原则的及时提出,对新中国的司法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谢觉哉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大力宣传和推行司法独立原则。在他上任后不久召开的全国公、检、法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他指出:“法院要提高办案质量,要恢复法院的正常审判制度,收回审判权,不能再受“左”的影响,要把案子办得更准确、更细致、更踏实。”1962年,他在同司法系统工作人员谈话时强调:“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3]当时,有些法院竟然将审判权交给了公社、合作社,而自己只管在判决书上盖章,他批评说:“不认真执行司法独立原则,甚至不敢提这个原则,这样做是违法的,必须把审判权立即收回法院。”他分析了为什么不少地方不敢执行这个原则,“原因是把独立进行审判和对党闹独立性混为一谈。没有认清执行这个原则,正是为了更好有效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完成党和国家交付的任务,这也是党所希望的。”[4]
1962年反右风暴期间,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很多人牵强的将“司法独立”与“对党独立”联系起来,使司法独立原则受到了严重破坏,针对司法独立受到的不公待遇,谢觉哉指出: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并不是说人民法院孤立办案,它的审判活动必须紧紧地依靠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依靠人民、联系人民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以便更好地为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服务。“好多年来,好多地方不了解这个问题,都怕讲独立审判。……独立审判与对党闹独立性是两回事,对党闹独立性,是违反党的政策,不服从党的领导,我们现在讲司法独立,这是党规定的,党需要司法机关能够独立进行审判。”[5]
(二)、司法公正。谢觉哉将司法公正看作生死攸关的大事,在他看来,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终底线,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在于依法司法,不依法司法就无所谓司法公正,而做到依法司法,就必须做到合法取证,反对非法取证。1944年,谢觉哉在一份司法指示信中说:“比如证据口供,是判案的根据,常有不收集证据,收集了不研究。不要口供,有口供不研究而轻率断案。”[6] 谢觉哉认为,司法公正的关键在于树立“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还要求全国法院工作人员:要充分收集证据,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反对证据不足就轻率断案,“在审判工作中,如何查清事实,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犯罪分子为了逃避罪责,往往采取伪装、捏造事实,甚至嫁祸于人等办法来转移目标,隐蔽真象;有些民事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诉讼的目的,常常歪曲事实,提供假证。如果审判人员偏听偏信,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为此,认定案件,必须把主要事实搞确凿。凡是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各种重要证据,都要注意搜集,并且要经过鉴别和切实查对,在完全核实以后才能认定。”[7]
司法机关解决纷争的最终载体是裁判文书,裁判文书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裁判机关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谢觉哉十分重视裁判文书对于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他将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高到司法公正的高度。早在1942年,他说:“告状的状词,判案的判词,都是说明道理,要使人一看就懂。”“判词,要剖析隐微、合情合理,使败诉者不能不心服。上控案子,总是原判失当,或者判得虽对而说得不清,遂致两造[8]都受上诉的累。”他认为写判决“呆板地引用‘第几百几十条’,老百姓是不愿意听的。我意断案应根据条文,作判词则应很通俗地说明道理。状纸上提到的应给以回答,没有提到的也应替他想到。务要判词出来,人人拍手!这同时也就是一种实际的社会教育。”[9]
(三)、人民调解。谢觉哉非常重视人民调解在社会综合发展和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意义,他是唯一全面论述人民调解工作的早期共产党领导人。早在延安时期,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就提出:调解工作意义非同一般,不仅可以化解人民之间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而且能够促进生产。“调解可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使小事不闹成大事、无事不闹成有事。增加农村和睦、节省劳力以从事生产。”[10]
延安时期,谢觉哉还对人民调解的类型进行了研究和推广,他提倡将人民群众内部的调解、政府调解、审判中的调解相结合,其中,要把人民内部的调解摆在首要位置,“号召劳动英雄、有威信的老人、绅士等参加调解——不一定要当村主任、村长。会调解、调解有成绩的人,应当受到政府的奖励和群众的尊敬,要选拔调解英雄,因为他们为人民做了好事。90%以上甚至100%的争执,最好都能在乡村中由人民自己调解解决。”
关于政府调解,谢觉哉强调:“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机关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之间出现了纠纷,前去调解,替人民排难解纷责无旁贷。”“政府和人民共同断案,真正实习了民主;人民懂得了道理,又学会了调解,以后争论就会减少。” 在司法工作中,谢觉哉要求把法院正式审判与调解结合起来,“有时广凭调解已不能解决问题,采用审判手段也是必要的。”他批判国民党脱离了人民调解的审判制度是“坐堂办案”、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不利于人民”或“与人民隔离”的“主观臆断、故弄玄虚、繁琐不堪”。当时,在谢觉哉等人的大力提倡下,人民调解成为党的主要司法政策之一,由此产生了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由于谢觉哉等人的大力提倡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在边区得到了普遍开展,加强了人民群众的遵纪守法教育,增强了干部和群众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建国后,人民调解制度被顺利的继承下来。
二、当前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需借鉴、传承与完善的方面
1997年自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之后又将该理念写入了宪法。其标志着“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已经上升为宪法原则,从此我国开始走向法治时代。这是我国法治历史的一大进步,也是传承老一辈法律人的思想精髓的重要体现。现在新的形势向我们的司法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故此我们要在谢觉哉的重要思想精髓上不断进行学习与完善,传承精髓,承为我用,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继承:
(一)、必须清楚的认识当前法治环境,以法治促和谐。现在我们党、政府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以及自身状况都发生了新的重大的变化,我们法院的司法环境也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我们必须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司法公正、司法独立,才能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得以实现,司法才能真正的扮演社会正义和合法权利保护者的角色,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必须大力普及法律知识,培养群众的法制观念与意识。我们国家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人性本善的理论,强调“人治”的传统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人性本善理论论”导致了中国人把人视为“义务人”,获取利益的途径不是争取权利,而是期求人人无私奉献,“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对中国群众的影响仍然存在。虽然经过多次的普法活动,已经提高了部分民众的维权意识,但是在部分偏远地区仍然存在着“不想告、不敢告”的思想观念。所以我们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要将普法宣传作为主要工作之一,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
(三)、必须多渠道开展人民调解方式,以调解促审判。现在我们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调解的能力不足,导致很多案件汇集法院,这不仅会造成法院办案的压力,有时更会将矛盾进一步升级。要将人民调解扩展为人民调解、专门调解组织调解、司法调解三种方式,多方式、多渠道扩展调解的领域,扩大调解员的范围,及时总结调解经验,创造调解方法,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法院的压力,也可以使大量的人民矛盾得到有效化解。
谢觉哉虽身处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起步时期,但他的这些法治思想并不过时,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特别是谢觉哉的司法实践,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谢觉哉以自己对国家法治事业的一腔赤诚,以为人民尽心尽责的高贵品格,为我们树起了一座历史的丰碑。
 
 
参考文献:
1、《谢觉哉法治思想概述》载于《法官职业化建设指导与研究》2005年第1辑
2、《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依法治国方略的历史考察》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1期
 
             ( 作者: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   李 悦)


[1] 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编辑办公室,《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编辑办公室,《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编辑办公室,《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编辑办公室,《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编辑办公室,《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 谢觉哉:《谢觉哉论民主与法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7]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编辑办公室,《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 指原告和被告
[9] 谢觉哉:《谢觉哉论民主与法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10]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编辑办公室,《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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